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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是在九月十二日的经延之上提出这个疑问的。
经延之制源远流长，但本朝太祖皇帝朱元章对经延并不推崇，洪武年间曾有晋王府右傅桂彦良陈言君前，曰：今当大兴文教之日，宜择老成名儒，于朔望视朝之际，进讲经书一篇。
老朱家但凡有点性格的皇帝都带点‘混蛋’的味道，朱元章更是其中‘佼佼者’，所以对于这个进奏，朱元章没有管。朱棣同样如此，但太宗时期也有经延日讲之制。
只不过真的形成一项正儿八经的制度，是英宗正统时期。因为英宗少年登基，所以杨士奇等臣子为了教育好他，相互之间一商量就把这事儿给定了。
到朱厚照这个时期，经延渐渐成为一种国家礼仪性的活动，从内阁大学士、到各部尚书侍郎都要参加，规模大、规矩多。基本上是形式大于内容，逐渐演变为一种告诉群臣和百姓，皇帝正在进学的政治活动。
朱厚照不是特别喜欢。
日讲还可以，因为礼仪没那么多，平时他自己就会召集大臣，听他们讲许多东西。似经延这种制度令人厌恶不错，可学习本身还是需要的。
此外，经延分春讲和秋讲，春讲每年2月开始，5月结束；秋讲每年8月开始，10月结束。但今年二年那个节骨眼，朱厚照就没理这个奏疏。
至秋初，左副都御史章懋又进奏，说：三代以来，汉唐之盛，宗社赖安，皇图永固，其根本在致力圣学。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学而能致治者。陛下既有立中兴之志，岂有拒经延之理？
这样经延就又被提了出来。经延每月三次，分别于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举行。
所以这才有九月十二日的上谕之问。
这是震动人心的一问，不是说群臣给这样问得茅塞顿开，而是朱厚照点了一个火药桶。
九月十三日，都察院御史、六科给事中纷纷给皇帝上疏。
有此一问，再加上浙闽之事，谁还不知道皇帝心里打得是什么算盘？
但在许多人看来，那两个字是提都不要提。
海禁，是祖制！
就这五个字，能够压垮一堆理由！
午朝，奉天门外，御史何述林、包履敬、左抱一等跪成了一地，六科给事中也接连呈递奏疏。
东西到了朱厚照面前，他都懒得看。
里面什么内容还要想？
“……洪武三年，太祖皇帝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四年，颁布“片板不得入海”之禁令；七年，撤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二十三年，再伸禁外藩交通令；二十七年，禁民间私买、私卖海外舶来的番香、番货；洪武三十年，严令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通蕃！且太祖皇帝明谕，海禁为定制，后世之君亦不可轻易改废！臣等愚笨，不知所说‘海禁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逃亡海外者愈众’是何含义？”
朱厚照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小太子，不会说在祖制面前一点力量都没有。即便有人当庭大呼，他也不会有什么心理波动。
这件事他必须要做。其实朱元章讲话还是很管用的，毕竟开国皇帝，但为什么他三番五次的重申禁海令？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禁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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