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态度虽然是皇帝的态度，然而皇帝的态度大多数时候取决于内阁的看法，作为内阁首辅的申时行完全明白在这件事上内阁通常会怎么考虑，王锡爵想要混淆李成梁这件事的性质是很难的。
朝廷不是没有明白人，内阁之中更是人精扎堆，之所以朝廷对于察哈尔通过转手贸易获得物资可以不闻不问，假装糊涂，那是因为转手贸易会提高察哈尔获取物资的成本。在无法将周边与它交易的势力通通消灭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可以暂时容忍，算是一种权宜之策。
但如果转手贸易不复存在，那么大明对察哈尔的“贸易制裁”就变得毫无意义，察哈尔能用实惠的价格获取它的所需，这就是不能容忍的事了。
何况，李成梁这一次的问题还在于贸易的产品太过于敏感，是朝廷明令禁止的火药，这是典型的军用物资——没有人会相信察哈尔买火药是打算做烟花炮仗。
申时行把他的担忧说了一下，又道：“张心斋曾任辽抚，吴环洲久理兵部，此二人怎会不知其中利害？更何况高求真回任京师也不过年余，辽东情形如何他心知肚明，此事一旦查明确系李引城所为，恐怕是很难免于计较的。”
王锡爵到底回京不久，听说此事如此复杂，也不禁眉头大皱，想了一会儿，道：“倘是如此，那就只能从李引城镇辽十八载，辽事不可一日无他来做文章了。”
辽事是不是一日不可无李成梁，这也不好说，至少申时行觉得高务实不会这样想。不过申时行猜测王锡爵这句话其实另有所指：镇辽之人是不是李成梁或许不重要，毕竟实学派方面手握一堆的名将，就算李成梁去职，高务实也能调派过来。
别的不说，麻贵难道不能做这个辽东总兵？即便辽东总兵多半出自本镇，那么曹簠也可以。
李成梁真正不可替代的不是他这个名将的身份，而是他手下的四万铁骑。就算李如松出任山西总兵的时候带过去五千，留在辽东的也还有三万五千之多。
这三万五千铁骑，才是李成梁安身立命的本钱，才是他“无可替代”的真正原因。
不仅是这三万五千铁骑对外震慑和作战的能力不可替代，更要紧的是如果动了李成梁，这三万多人怎么处理的问题。一个搞不好，就有可能闹出兵变来。
大明朝的士卒闹饷是常事，动不动搞一出“某某营骚乱”那也司空见惯。前些年南京振武营骚乱的时候差点把时任魏国公徐鹏举吓出尿来，前两年李如松去太原上任的时候也碰到过，不过李如松有五千精锐的随任家丁在手，镇压得很轻松。
但是这种闹饷骚动都是卫所兵干的，和家丁精锐闹事可不同。家丁精锐闹事，近期有一个例子：西北之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和哱拜的精锐家丁闹事有关。
哱拜的苍头军真正的精锐只有三四千人罢了，闹个事能带动数万大军。这样是换做李成梁的辽东铁骑会怎样？辽西十万大军搞不好明天就得改旗易帜。
这种事万一发生了，谁承担得起？
所以李成梁之所以不可替代，不是大明没人能够镇辽，而是辽东大军十七八万，一大半都和他绑定了，他的亲信很多都已经“拥专城”，势大难制，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等辈各有所部。
这样的势力摆在辽东，朝廷要动他怎能不考虑明白？王锡爵话里的未尽之意，大概也就是指这一点。
但申时行却觉得这样不对，也不稳妥。李成梁势力虽大，可朝廷的权威眼下没有丝毫动摇，如果只是闹饷这样的事，辽西的十万大军或许会着李成梁的命令而动，但真要让他们造反的名头闹开来，恐怕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关键是，即便辽西十万大军真的都乱了套，朝廷难道就真的拿他们没辙了吗？未必。
高务实还好端端地在京师做他的大司农呢，他这“天下第一文帅”既在，宣大三镇、蓟镇和辽东曹簠等部就不可能畏惧辽西。
辽东的曹簠部面对李成梁或许只能取守势，但宣府、大同、太原、蓟州这四镇足有六十万大军，除了蓟镇还要面临察哈尔的威胁之外，宣大三镇完全可以抽出大量兵力东进平辽。真到万不得已，二十万大军都能抽得出来，高务实怕什么？
别看西北之战以后李如松暂时被调去充任陕西总兵了，就觉得陕西也会不稳。陕西那边刚打完西北之战，也处于精兵云集的状态，李如松的本部家丁毕竟就那五千人，在陕西又是人生地不熟，他不可能在西北配合李成梁。何况以他的性格，肯不肯跟着当叛臣都难说。
当然，朝廷有朝廷的难题，难就难在缺钱。但平叛这种事高于一切，就像今年平定西北之乱一般，有钱得打，没钱凑钱也得打。辽东要是真乱了，大不了藩禁迟点再开，或者把预期中的三年完成拉长，来个十年八年什么的，这事不就妥了么。
申时行解释了这些，然后对王锡爵道：“虽然不清楚高求真对于解决察哈尔一事为何如此着急，但想必元驭兄也知道，以圣上和高求真的年岁，此事本不必心急。隋炀帝修大运河，若是按照当时给他的建议
，花十五年修成，隋朝怎可能二世而亡？”
隋朝其实不是二世而亡，但可以算做二世而亡，所以申时行有此一说。
他这个比喻其实有些犯忌，不过王锡爵显然不会和他抠字眼，而是轻蔑一笑，道：“元辅还看不出来么，高求真这小子就是个急功近利之辈，他恐怕是想着再打完察哈尔一战就够直庐侍御了。”
顿了一顿，王锡爵微微眯起眼，接着道：“所以，他不会让任何事影响到对察哈尔的一战。为了这一战，他在西北之战时能主动犯险直入河套，因此也能暂时容忍李引城的所作所为。”
这话听起来倒也有些道理，申时行也觉得西北之战时高务实居然直奔河套内部，实在有些行险，不像他以往的作战风格。原本申时行只是觉得高务实这么做应该是朝廷给他的时间不够，他不得不如此。但王锡爵这么一解释，他才发现高务实可能真是因为不肯耽误对察哈尔的一战。
毕竟战场上的事谁也说不准，说是说一两个月平叛，但稍稍拖延一下也不是不行，只要战局控制得稳当，以他高务实的圣眷，皇上必不可能因此对他动怒。
这么说，高务实真的就是“急功近利”，急于早点捞个天大的功劳好入阁，所以才会有近期的这一系列举动了？
申时行有些动摇起来，沉吟着问道：“元驭兄的意思，就是在讨平察哈尔之前，高求真不会有激起辽东变故的举动？”
王锡爵肯定地道：“不错。”
申时行又问：“那如何解释曹簠把这件事摊开来说？如果高求真打算息事宁人，曹簠却跳出来漏这口风，岂不是给高求真找麻烦？”
王锡爵摇头道：“此事有两种可能。其一是高求真利欲熏心，虽然打算息事宁人，但还是忍不住敲一笔竹杠；其二是曹簠这一做法并没有事前征得高求真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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