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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高务实正欲睡下，高陌却忽然在小楼下求见。高务实打起精神让他上楼，高陌一见老爷便道：“成国公派人送来口信，说圣上未置可否。”
高务实听了不禁诧异，暗暗忖道：莫非皇上这次铁了心非要给我封爵？这可不一定是好事啊，于我个人或许还算好，但对大局的影响太坏了。不仅申时行肯定不能接受，只怕许国也不高兴。
如今的局面尚可维系，那是因为取得了一种诡异的平衡：实学派在朝廷高层总体略占优势，但隐约之间有两大山头并立，其中许国有官位优势，而高务实有实力优势。
心学派一边在高层总体不占优，但却因为仅剩申时行这唯一的核心在阁，其余人等并不能动摇他的地位，只能团结在他的羽翼之下，反倒显得更加团结一点。
而且现在实学派内部的局面并不是由于许国与高务实之间本身有什么意气之争，而是因为形成了两派不同的施政思想。
许国和支持他的官员虽然也是改革派，但应该算作改革派中的保守派或者称之为稳健派。他们认为现有的改革力度已经很强，不必继续加深，以免导致和心学派全面开战，此时应该维持在现有的力度上，只要逐渐将以前的一些改革，尤其是试点型的改革扩大范围，争取推广到全国各地就好。
而以高务实为首的这一派则可以称之为是激进派或者少壮派，其典型特征就是认为当前的改革还不够深入，不仅不能停下，反而还需要大力加强。
这一派官员认为当下的改革虽然已经初见成效，不论是朝廷财政还是军备更新都有了显著增强，但改革本身大多数还处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层面，少有触及核心、触及灵魂之处，大明的很多痼疾都没有得到救治。
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何能轻言止步呢？正要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行。
高陌掌握的黑顶曾经有过一项简单的统计，根据该统计可以发现，高务实在实学派中的支持者，尤其以“有望仕途更进一步者”居多，而许国的支持者大多已经很难继续“进步”，以即将接近致仕年龄者为主。
如果情况只是如此简单，那么实际上许国的实力应该更强一些才对——毕竟大明官场很看资历，他的支持者既然以老人居多，那当然官位通常也更高、分量通常也更重。
其实不然。高务实最大的倚仗之一，便是“三代首辅之遗泽”，高拱、郭朴、张四维三代首辅留下的门生有多少？要知道，这些人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不得不支持高务实的。
为什么叫“不得不”？道理之前说过，师生关系在大明官场近乎铁律，胆敢忤逆老师者凤毛麟角，原历史中几乎只有张居正门下出过这种事——因为张居正夺情一事，闹得门下好些弟子上疏弹劾自己的老师，而张居正也毫不客气，直接将他们打压至死，于是创下了大明朝师生反目的记录，甚至似乎是唯一的记录。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而对于座主，则更为尊重。科举本身有很大的偶然性，一旦金榜题名，决定了考生一生的前途。因此大明曾有一位状元言：“饮水则思源，依木则思荫；一冠、一组，安所非老师赐也！”
因此士子们自然对座主感恩戴德，一旦高中，在科举考试放榜后，门生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座主投“门生刺”，并“拜谒”和“贽见”(执持礼物以求见)座主，以确认座主、门生关系。
高务实的座师虽然是申时行，但由于高务实显然并不会拜谒他，因此他们只是名义上可以称一声老师、学生，但不会被常人真当师生看待，就是这个道理。
这还只是开始，门生们会经常登堂、贽见老师。除了这些人情往来，还要为老师结集出书，自觉地靠拢，在官场惟老师马首是瞻。老师生前，学生要为其奔走效力，死后也要为其治丧，撰写纪念诗文，并照顾其家属。
而身为老师的座主对门生也会投桃报李，极尽照顾之能事，比如优先提拔门生，积极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乃至于门生犯错，也会尽力助其开脱罪责。
师生之礼之所以成为明代公认的亲密关系，因座主不惟是老师，他们更是科举新鲜人的仕途引路人。通常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的，都是内阁重臣，能够与这样的重臣攀上关系，是很多士人求之不得的。
座主与门生既是施恩与报恩的关系，同时又构成利益共同体。对于门生而言，朝中有人好做官，老师的提点和照顾对他们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人脉资源。对座主来说，爱护和提拔门生，也就是在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所以门生们对座主除了感情上的师生关系，更多的是身为利益共同体的自觉。
因此原因，作为三代首辅的衣钵传人，当然也基础了三位首辅的师生关系，与他们的弟子门生关系密切，打断骨头连着筋。这就算是师生关系的一种衍申变化。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也有座主和门生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反目成仇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原历史上的张居正。
张老师在原历史中从万历初年成为内阁
首辅，又得李太后和万历皇帝信任，执掌大明政权达十年之久，可谓明朝有史以来最有权力的首辅，但他估计也却没想到，在他身上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学生弹劾老师的丑闻。
第一个弹劾他的正是他的门生刘台，此人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张居正是那年的主考官，两人是实打实的师生关系。张居正对刘台有恩，本身是他的座主不说，在刘台中进士后只做了两年刑部主事的情况下，就提拔他做监察御史，巡按辽东。
这样的际遇，是很多人一生都难得的机会。刘台对张居正自然是感恩戴德，但在他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却出了一桩事，改变了一切：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在对蒙古的战斗中取得了一次大捷。
李成梁也是张居正信任的边臣，而刘台不知道是太高兴，还是邀功心切，抢先把这件事上奏了朝廷。但是按照制度，奏捷本应该是总兵和巡抚联名上奏，刘台身为巡按，并不管奏捷这档子事，他该管的是这份奏捷文书中的一些具体功劳到底是真是假。
当然，奏捷邀功，虽然不是大事，但按例属于“不谨”。这个不谨是可轻可重的，按说以张居正当时的权力，当然可以照顾一下门生，轻轻松松把这事压下来，但他大概想敲打一下这个弟子，就请旨予以申斥。
没想到这下刘台不干了，他愤懑难平，在万历四年上了一道奏章，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直接撕破脸皮，公然弹劾自己的老师张居正。
在这份奏章里，刘台列举了老师的七大罪状：一是驱逐高拱示威，又遗书市德，使朝廷无礼于旧臣；二是违反祖制，赠成国公朱希忠以王爵；三是任用张四维、张瀚等亲信；四是威福自用，目无朝廷，朝臣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五是利用考成法，挟制六部；六是摧折言官，仇视正直之士；七是以权谋私，夺辽王府地，为子弟谋乡试，在江陵造豪宅，接受武臣贿赂。
后世有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克，所以这七条罪状，真是件件戳到了张居正的痛处。而且由于刘台的特殊身份，更增加了这次弹劾罪状的可信度。
刘台在奏折中甚至指出，张居正“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
这种隐指张居正有不臣之心的诛心之语，可见必欲置张居正于死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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