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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萧大亨是个实学派官员，而且还是一位实学派老将——毕竟人家生于嘉靖十一年，今年已经六十有八(虚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也只剩两三年的仕途。
后世官场往往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说，于是出现所谓的“五九现象”，意指一些官员在退休之前思想堕落，放弃原本可能不错的操守大捞特捞。
大明朝当然也有类似的现象，但很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至少相对于后世而言反而并不那么常见。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官员越是到了临近致仕，反而越是在意身后名之故。
在后世，父辈的好名声对于后辈只能说多少有点好处，但一般并不会很明显，而在大明这样的时代却不同，父辈、祖辈的好名声对于后辈来说简直是巨大的财富，且不说朝廷本就有恩荫等制度，就算没有，社会收益也难以衡量。
这样的社会风气，就导致很多官员反而担心晚节不保，越是到了临近致仕，越是谨慎为官，轻易不敢拿自己的官声名誉开玩笑。
萧大亨也是这样一位老臣。本来他出身就不太好，登榜不过同进士出身，与沉一贯差不多，都属于是朝廷高官中当年成绩吊车尾的水平。
成绩这东西考完就定了，没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因此想要一个好的名声，就只能在为官生涯中一点点积攒美誉。萧大亨为此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终于以贫寒出身做到总宪，成为朝廷七卿之一，他对此不仅自豪，而且满足。
[注：七卿是一个说法，即都察院左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可以看做大明朝廷的七个实权职能部门一把手的合称。]
作为堂堂左都御史，萧大亨对于皇帝咳血一事是有了解的，而且也收到了南宁侯府传来的某些关照。
因此，在赵志皋回府与钟兆斗商议的次日，当萧大亨听说钟兆斗上疏建议应该由都察院与东厂合力督办翊坤宫之调查时，他并没有太惊讶。
根据高务实派人送来的消息看，钟兆斗的奏疏不过只是前奏，后续还有其他表演，而自己暂时不必表态，静观其变即可。
果不其然，钟兆斗的奏疏只是揭幕，很快又有六七名科道官的疏文同样提出此议。萧大亨简单打量了一番这些人的名姓，发现全都是心学派言官，而且几乎都是与赵志皋相关的——不是门生，便是乡党，最不济也是曾经接受过赵志皋的恩惠。
萧大亨只是被动的接收了一些从南宁侯府送上门的消息，但他并不清楚这件事内部究竟还有哪些门道。不过，既然赵志皋的人开始提议都察院在此事之中更多的发挥作用，那似乎应该是他与高阁老达成了某种协议，至少是某种默契？
萧大亨心中有些推测，但依旧按兵不动，也没有对此发表看法。接下来不久，他收到内阁传出来的消息，说皇上派了司礼监太监询问内阁对此有何看法。内阁因此开会商议，结果不必提，“全票通过”了支持钟兆斗等人提议的决定。
这消息萧大亨不是很相信——不是说不相信这个决议，而是他觉得“全票通过”这件事很可疑。
之前高务实的传话虽然说得有些含湖，但大致上的意思也无非就是预判赵志皋与沉一贯二人可能意见不和。
假如高阁老的猜测成真，那么赵志皋这一派的提议沉一贯就应该反对才是，怎么可能“全票通过”呢？这没有道理啊。
不过没过多久，萧大亨转念一想又明悟了过来。是了，都察院与东厂同时督办，意味着外廷在此时之中的话语权增加，那么作为外廷代表的内阁，先天上就应该支持。
那也就是说，王家屏作为首辅必然赞同。这样一来，赵志皋提议，王家屏赞同，高务实也肯定是赞同的，于是梁梦龙、周咏自然也赞同，六位阁老已然有了五票。此时此刻，沉一贯自知反对也没用，那不如干脆也表示赞同算了——毕竟这是外廷的政治正确。
事情到了这一步，萧大亨就必须表态了。不过此时已经过了上疏的时间，他只能写条陈递给内阁，表示自己十分乐意在此次调查之中发挥积极作用云云。
条陈送到内阁，很快便有回复。内阁方面排了刑科都给事中钱梦皋与工科都给事中钟兆斗联袂前来拜访，说是来和萧总宪商议都察院与东厂联合督办调查翊坤宫一事。
对于这二位同时前来，萧大亨是有些意外的。关键就是高务实之前说过，赵志皋与沉一贯意见不和。既然各自的师相大人意见不和，这二位科长怎么就联袂而来了呢？
当然，萧大亨也知道，这两位科长以往交情一直不错。当初，不管是为了表现出心学派的团结，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这二位在此前一两年里总是表现得很亲密，甚至有那么点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之意。
然而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当初是赵志皋与沉一贯都不过新晋入阁，地位十分不稳，需要表现出携手共济的模样；现在却是赵志皋与沉一贯在大局势的判断上出现了矛盾，那他俩的门生怎么还能一齐出现呢？
萧大亨就是在这种疑惑中吩咐僚属将他们二人迎入都察院的。
此时且把时间回拨一下，说说钱梦皋与钟兆斗是怎么联袂前来。原来，沉一贯在会议上发觉自己处于孤立时，就已经感觉出情况不对，略加思索便知道赵志皋打了什么主意。
沉一贯自然不肯坐以待毙，同时也对赵志皋陡然跳反这件事大为光火。不过，他到底不是个胸无城府之辈，不会当面跳出来说一些只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话。
沉一贯立刻表示，科、道本不分家，既然内阁已经决定此事当由都察院介入，与东厂联合督办，而之前大家又已经商议说应该让钱梦皋这个刑科科长发挥一些作用，那么联系起今日提出都察院介入之人也是另一位科长，则不如两者同去都察院，也好科道携手共襄盛举。
其实沉一贯这个说法，既有道理，也没道理。特别是他说“科道一体”，其实这话就很有问题，虽然科道官统称言官，然而科、道其实并非“一体”。
科、道当然都是监察机构，但有明一代的六科十三道究竟如何行使监察权？从体制的角度而言，大明是以“御史为台、六科为垣”。
这话有点抽象，得说明一下。明朝创建之始，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三大府”，这既是元朝的旧制，也直承秦朝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三公”并立。
当时，朱元章对“三大府”的关系做了概括：“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
但是众所周知，此后不久便发生了朱元章废除宰相的事件，而国家制度也随之进行重大调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和都察院都御史并称“七卿”，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都察院则取代御史台，成为明朝的最高监察机关。
当然，都察院并非一个简单的中央机构，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和六部相颉颃的庞大系统。
《明史·职官志》有载，都察院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有奸邪乱政、结党营私、作威作福者，以及无所作为、贪婪无耻者，学术不正、钻营仕途者，皆在弹劾之列。
说是这么说，但都御史以正二品的大员，如果完全履行这一连串的“劾”，则难免有“搏击”之嫌，甚失大臣之体，这是其一。
其二，由于位高权重，都御史一旦弹劾有误，那就没有回旋余地，有损于都察院的威望。其三，能够做到正二品的都御史、正三品的副都御史，当是久居官场、历任内外，免不了碍于情面而官官相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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