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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夜，成都。
殿内，刘禅在通亮的灯火下夜战，借着江原官谷案，思考大汉存在的体制性问题。
毕竟之前委任董允出任御史大夫，持节，巡视地方郡县，提拔费诗担任蜀郡太守，整治蜀郡吏治问题，不过解决了标的问题，而未解决根本的问题。
解决根本的问题或是预防这种事件的再次发生反而是最重要的，但如何预防又是一个颇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当然亦不能离开本国政治体系去思考。
首先，按照大汉的政治体制而言，其立国之初便是畸形，政事大都操之于诸葛亮之手。大汉也因此设立了极其特殊的机构内府，以便于战争动员，大汉把朝廷官吏兼任内府官职，听命于诸葛亮，形成内府制度。
如秦州刺史马良，兼内府长史，诸葛亮在宫府上形成对他的领导权。首次北伐时，魏延还担任内府司马，也是听命于诸葛亮的命令。
相应的有了行政官吏，自然需有监督官吏，对其监督。
东汉以来，中央上的检察体系就是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两大班底组成。
司隶校尉者，刘禅登基之初由诸葛亮受领。其任务在于监察京师及其周围7个郡的文武百官。除了监察，司隶校尉还握有选举、奉诏捕杀罪犯等权力。
司隶校尉属官则有12个司隶从事，司隶从事权力极大，从中央到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和选举等方面的事，他们都能插手。
而东汉地方上的检察体系，则是由刺史担任，由刺史检察郡守，互相制衡和牵制。当然御史台的御史大夫可以向地方派遣监御史督查地方情况。
东汉在地方上的监察体系，随着吏治的败坏，州刺史改州牧及东汉王朝的覆灭，基本是毁于一旦。
而在乱世中建立其的蜀汉，由于老刘根基浅，根本来不及搭建其适合大汉的监察体系。老刘在世其间，由军师将军诸葛亮负责监察，也负责政务。
这也是为什么，在刘禅登基之后，诸葛亮既掌握尚书台的政事，又是司隶校尉，拥有督查地方官吏的权利。是因为诸葛亮在老刘时期便拥有这样的权利，只不过再强化了下。
当然了益州牧本身也有检察职责，司隶校尉+益州牧的组合，无异于是加强了诸葛亮对益州地方官吏的处置权利。
在这样的强权之下，益州在诸葛亮治下，一时间出现了国富刑清之相。
至于御史台的监察责任，无异于是被淡化了。其为何被淡化之缘由也很简单，在东汉时期，御史台独立于丞相之外，其监察长官御史大夫，拥有独立监察权。因此如果御史台的出现，无异于是钳制诸葛亮的发挥。
所以刘禅在位时，虽有设御史台等相关职位，但多是虚设，并未拥有实际权力。如南中反叛士人孟获，随诸葛亮入朝，担任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便是吉祥物。
大汉处有实权的御史中丞，还要追溯到推广田政时期，让潘浚担任此职，但其主要职责就是督查地方上的田政制度。对于搭建起地方至中央的御史台的监察系统，也是没有的。
从现在来看，当初看似较好的政治制度，随着战事的繁多及诸葛亮渐老出现了较大的弊端。
早些年，由于战事接近巴蜀，文书往来颇是方便，诸葛亮精力也较为旺盛，可以分心处理军国大事。
但随着蜀汉版图越来越大，作为最高检察长官的诸葛亮长期不在中枢，而是在军旅之外，为国征战。他的继任者蒋琬也只不过是尚书令，其检察职责甚弱，加上蜀汉的御史台恍如虚设。
巴蜀内部出现了吏治崩坏，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日积月累之下，产生的一种现象。而这一种现象，也可以间接说明了，这种内府治理体系出现了问题，需要大汉去改进这种治理体系。
而诸葛亮或许也意识到了这种问题，也提议让出益州牧，由蒋琬担任益州刺史，加强对益州内部官吏的治理。但可惜的是，还是有些晚了。
因此对于刘禅而言，需要开始重启御史台，加强对地方上的治理。启用董允担任御史大夫，持节，替天子巡视地方，便是重启御史台的初步动作。
重启后的御史台，在刘禅的心目中需要在东汉的基础上重新变革。
至于为何需要重新变革，也与大汉本身的治理体系有关，州刺史早期是不作为地方长官的，只作为监察地方郡县。因此武帝时期虽有州，但体制上仍是郡县——中央的二级管理制度。
而蜀汉的话则是不同，蜀汉在早年平复陇右后，刘禅与诸葛亮便有讨论二级治理体系与三级治理体系的问题。
作为因为陇右初辟及地方战乱等问题，蜀汉确立了中央-州-郡-县三级治理体系，州刺史不掌兵权，只处理行政事务，州都督掌兵权，负责州内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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